甲午戰爭勸解信——伊藤友衡致丁·“史上最牛”的勸解信

“前30年,我在日本國家事務,如果我受了那麼多苦,我還能免死過人,我也深深知道你的立場。這時,我國急於擺脫舊的統治,適應時代,制定新的政策,認為國家可以挽救的重要計劃之一。今天,你們國家不能不把去古求新作為頭等大事。如果你遵循它,你的國家就能和平相處;不然能避免敗數嗎?”這是歷史上著名的勸導信,堪稱“史上之最”。

1895年2月,在中日海軍在決戰、北洋艦隊陷入絕境的最後時刻,日本海軍司令員伊藤友恒給中國北洋水師提督丁寫了上述勸解信。這封信就像“看見”。伊藤友衡信的中心思想是“不殺而降”,但這封信的價值不在於投降,而在於揭示“一個國家的根本力量”。在海軍司令員給海軍司令員的信中,獲勝一方談的是政治,而不是海上作戰技巧和成績。字裡行間透露出日本士兵對“國家根本力量”——的深刻認識——1894-1895年中國甲午戰爭的失敗不是軍艦的失敗,而是制度的失敗。中國海軍的命運是註定的。因為“立國之本”並不是“強船善槍”的本事,而是“去舊求進”的方針。

益東友

這封投降書也為中國海軍的徹底失敗和日本海軍的徹底勝利作了政治上的總結,不是軍事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同時也等於告訴對手為什麼日本是中國的天敵。因為日本在新政的較量中遠遠優於中國。明治維新後,日本軍營中出現了大量的精英軍官,他們可以在外面尋找敵人,在裡面尋找國家。他們與清朝軍官的本質區別不在於指揮作戰能力,而在於“政治水平”。比如陸軍總司令山縣有朋,在甲午中日甲午戰爭的土地戰爭中,總是指示起草一份給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通知,宣稱日本的“懲罰在滿清朝廷,不在你們人民”,號召中國人“天人合一,順應世界大勢,把滿清家族趕出國門,然後改革政府”。在這些日本將領眼裡,世界上“人才”包含的最重要的不是技能,而是政治。——年輕人才講技能,大人才講政治。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自信,意味著建立在它基礎上的——“舊政府”國家會軟弱,“新政府”國家會強大。“舊政策”下的中國必然會輸給“新政策”下的日本。不要說19世紀的“弱國”是中世紀征服歐亞大陸的“大蒙古”,但不就是被復興的漢人趕出中原,逐漸淪為草原遊牧部落嗎?徹底的真相就在那裡:蒙古人不缺戰馬和寶馬駒,但是蒙古帝國不懂政治,甚至最終崩潰,放下地盤或者嘔吐。19世紀中葉,在落後國家行列中掙紮的中國和日本,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甚至比日本早八年開始了——洋務運動。但由於對“人才”的理解不同,一個重技術,一個重政治,導致流派不同。日本在向西方學習時,提出了“調和靈魂與外來人才”的口號。從字面上看,日本的“外來人才”的用詞與中國的“向外國學習”的用詞相似。兩者的區別不在於字面表達,而在於內容和手段的把握。

後世在評價晚清“師夷長技”的歷史時,也看到了內容的局限性。比如《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視力水平有限。他說的是“技術”。在討論“技術”的內容時,魏源說:“支一的長技有三:一艘軍艦、兩把火器、三種練兵方法。”可見,兵器和兵法是魏源著力的“蠻夷長技”。此時的他,雖然眼界比一般中國人開闊,但廣度有限。當你隻停留在軍事硬件上,不了解背後的政治軟件時,是無法真正戰勝敵人的;當你不知道“本事”的來源時,你就得不到真正的“本事”傳記。“學洋人管理洋人”的“本事”本身就決定了“學洋人”的局限性。大部分清朝皇帝和大臣對“蠻夷”的由來知之甚少。他們坐擁“蠻族”的內容,把“蠻族”的優勢限定在“先進武器”和“先進技術”上。顯然,他們眼裡隻有“小人才”,沒有“大人才”的概念。

而鄰國日本則一步步跳井。無限擴大“外來人才”的外延,日本不僅牢牢把握“向外國人學習”中的“老師”(而不是“買”)二字,還著眼於“向外國人學習”

遠大,從科技擴大到政治。在“師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長”的精髓。他們知道,醋打哪酸,鹽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於改變國內政治制度環境。所以他們雖然不是在東亞第一個提出“師夷長技以治夷”,但卻真正把這句口號變成現實。他們不僅師到夷之精髓,而且還再創造應用,從而後來居上,成為夷中之強。晚清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沒有達到強國目的,是因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見影,是因為他們“抓大放小”。廣義的“才”,少不了“政體”這個超大容器。正因為日本人把“政體”看成一個國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維新其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理所當然地達到了富國強民的目標。而晚清的那場洋務運動,充其量隻是一場有限的技術模仿,所以盡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還是繼續弱下去,他們至死也不願承認:弱國弱於政。